公元前128年前后，张骞从匈奴人的监禁中逃脱，然后西行至大宛（今费尔干纳盆地），再经康居（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）到大月氏（今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），最后在远离大汉国一万两千余里的大夏国（今阿富汗东北部地区）停留了一年。让他感到无比惊讶的是，在人头攒动的热闹市场上，竟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物件：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和土芦布―――这可都是地地道道的“中国制造”。
因为语言不通，张骞费了好大劲儿才终于搞清楚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，大夏国人自豪地告诉他：这是我们的商人从几千里外的身毒国（印度）运来的。
出四川到印度，再辗转中亚，说明道路是通畅的。《史记》中关于“张骞凿空”的说法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―――从那时起这条路具有了官方性质。其实早在张骞之前一千年的商朝，这条路就已经存在了，河南妇好墓出土的大量和田玉和昆仑玉器证明了这一点。而欧洲到帕米尔高原的路一度被西方称作“亚历山大之路”，那是“马其顿―――希腊帝国”最辉煌的时候，亚历山大的子民或士兵中就有人越过了葱岭―――新疆发现的一些白种人的古尸，经鉴定属于欧洲人种。
张骞再次出使西域，气场爆棚：三百随从每人两匹马，“牛羊以万数，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”，一路雨露恩泽，随走随散。大国风范令西域诸国折服，纷纷前往长安朝拜。汉武帝还专门招募了大量商人，由政府配给物资去西域各国经商。丝绸之路开始热闹起来，波斯人、月氏人、希腊人、龟兹人、高昌人……不同国别、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商旅纷纷汇集，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其中最活跃的当属栗特人，他们精明的经商头脑在丝绸之路上得以充分发挥，贸易的主宰地位一直持续到10世纪，栗特人的重要城市撒马尔罕也成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。
新疆出土的大量文书中，关于栗特商人的记载很多。比如公元前52年，栗特地区一个由两名使臣、十名贵族和诸多随从组成的使团，带着9匹马、31头驴、25头骆驼和1头羊来长安朝贡。再比如公元330年，栗特商人付给楼兰驻军一万石粮食以及两百文钱的税款，还用319匹马换了4326匹彩绢。甚至还提到了一起商业纠纷：公元前39年，四名栗特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，他们交付的是又白又肥的骆驼，而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。
丝绸之路最繁忙时，史官常用“使者相望于道”、“商旅不绝于途”加以描绘，让人浮想联翩。但繁华是相对的，彼时没有公路、铁路，没有汽车、火车，只能靠最原始的人力和畜力，在最艰险的环境中完成一次次近乎冒险的旅程，因而每次的实际贸易额非常小，“商队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浩大，有的商队驮货物的骆驼、牛、驴多是个位数。”（芮乐伟.韩森《丝绸之路新史》）
步伐是眼界的延伸，尽管单次贸易微乎其微，但千百年叠加起来的数量却十分可观。一代又一代的商使们以时间换空间，让丝绸之路从无到有，从神秘到熟悉，给欧亚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巨变。（据新浪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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