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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王朝纪检干部的集体堕落

时间:2015-01-14 10:40:05  来源:  作者:

  历朝都有风纪监察部门,明代也不例外。明代不仅有,而且还是人数最多、权力最大的。明代纪检干部可以约束皇帝,甚至把皇帝搞得都没脾气。但奇怪的是,明代却成了贪腐最严重的朝代之一。尤其是明代的中后期,腐败形势更为严峻,朱元璋的“剥皮实草”治贪酷刑早已被人遗忘,强大的纪检干部也被拉下水,逐渐蜕变成为“小官巨腐”。朱元璋辛苦设计的反腐监察队伍堕落得连内裤都不剩,这种溃烂估计都会把朱元璋从坟墓里气得活过来。

明代御史袁可立(1562-1633)明代御史袁可立(1562-1633)

  明代的纪检干部,可统称为“言官”,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。言官权力不小,但级别很低,一般都是七品芝麻官。别看官小,却可以参议军国大事,就是连皇帝的圣旨都可以驳回,因此谁也不敢得罪言官。言官还掌握着各级官吏的政绩考核与仕途升降,所以言官也成为了人们巴结讨好甚至贿赂的对象。

  正如朱元璋的开明与明代后期皇帝的昏庸一样,言官伴随皇帝的变化而变化,基本与朝代的衰败周期是一样的。皇帝由开明到昏庸,言官由清廉到腐败,可谓一脉相承。言官虽有很大的独立性,但毕竟皇权至上,为皇权服务的言官自然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。可以说,言官堕落的首要责任也是最大原因,便是皇帝的堕落。背靠大树好乘凉,没有皇帝可依靠,本来就得罪人的言官自然成为了打击、腐蚀的对象。适者生存,言官不堕落都难,否则几乎是死路一条。

  言官进言被打板子

  先看看明朝初期的言官。此时的言官是一个很有风骨的群体,也是让家人备感自豪、让社会非常尊崇的职业。此时朝廷对言官的要求也是最苛刻的,如忠君爱国、清正廉明,重惜名节、晓知治体,能言善辩、学识渊博,体貌端庄、年富力强。当然,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,不懂国情、民情,没有地方治理经验肯定是没戏的。其实,最重要一点,就是要有节气,敢得罪人。只会和稀泥的人绝对干不了这个,而且别人也瞧不起你。

  言官中的谏官,要敢于对皇帝说不,当时这叫“批龙鳞”。御史周观政就很善于观政,一日,他正在奉天门值守,忽见太监带一个乐女进宫。周观政立即阻止,太监说,这是皇帝命令。周观政说,那不行,我得找皇上亲自问问。太监一人悻悻进宫。稍后,朱元璋出来向周观政解释,对周的行为表示点赞。

  后边的皇帝越来越没出息,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会大打折扣。******的明武宗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,给事中周玺劝告说:“陛下自即位以来,鹰犬之好,酒色游览,一天比一天厉害,长此以往必将损身害国。”武宗对谏官的忠告置之不理,而且变本加厉。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武宗要去张家口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巡关御史张钦立即阻拦,并下令关闭居庸关,禁止皇帝出游。谁知,武宗也有招数,趁张钦疏忽之际,还是溜出了关。

  如果只是不听谏官的话,这还算是好的,后来发展到直接将谏官廷杖、下狱。还是那个武宗,在两年后,又想去江南巡游,众言官下跪进谏,极力阻止。武宗大怒,心想我出游不成你们也别想好受,将146人全部打屁股,当场打死11人、下狱39人、发配10人。可以想见,被打言官的哀号如何响彻大殿,以及血肉模糊的尸体会给其他谏官带来何种心理刺激。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�(1507年9月16日-1567年1月23日)的年号,明朝使用嘉靖这一年号共45年,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(最长的是万历)。

 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(1507年9月16日-1567年1月23日)的年号,明朝使用嘉靖这一年号共45年,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(最长的是万历)。

  最大的转折莫过于嘉靖三年(1524年),231名言官跪谏,劝阻世宗为父亲缓上尊号,结果非但没有阻止成功,群臣又遭一顿痛打。当场打死18人,逮捕142人,11人被戍边。权力无法关进笼子,让谏官的心拔凉拔凉的,老伤感了。

  从此再无风骨可言陈邦彦(1603年~1647年),南明抗清官员陈邦彦(1603年~1647年),南明抗清官员

  嘉靖一朝后,言官几乎再无风骨可言,官场也随之越发堕落。明人陈邦彦所言:“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,商较有无,公然形之齿颊”;“获知吏部任命,派到肥缺就额手相庆,发落穷差便形影相吊。”此时的言官大都随波逐流,个别看不清形势的言官,定是死路一条。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因多次举报大臣送礼行贿,被魏忠贤逮捕处死。或许很多言官已经心灰意冷,或许是权力膨胀,他们选择了与大家同流合污。迅速蜕变的言官滥用职权、贪赃枉法比比皆是。过去士大夫的羞耻早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
  皇帝与宦官的权力还没有关进笼子里,言官的权力又跑了出来,此时的七品芝麻小官将权势发挥到了极致。御史巡视地方,地方官员下跪迎接,谄媚相迎,接待奢华铺张,以致荒废政事。嘉靖年间,有直隶巡按御史季新芳到治下广平县,因放铳受惊吓,鞭打县令,诬告知府。御史欲逮捕知府,知府不服,双方各调集军队要干仗,幸亏上级干预及时才没捅出篓子。

  滥用权力可能还只是个别现象,但大肆行贿索贿从嘉靖后期已是普遍行为。好笑的是,很多御史的腐败都是在巡按地方时被有意无意发现的。有的是让当地知县看不惯,被搜出金银无数;有的是半路丢了行李,查获后发现都是金银珠宝;有的还喜欢写日记,记载自己受贿“不下数万”;有的是“侵匿盐银千余两”。更离奇的是,右佥都御史殷正茂巡按广西,被发现“岁受属吏金万计”,被检举到首辅高拱耳朵里,高拱很轻松就给袒护过去了。他说,贪污多少都没关系,只要能办事就行。

  有一组数字非常能说明问题,据统计,明代出了125名清官,从嘉靖到崇祯的100多年间,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吏仅有5人;其余120人都出在以前的150年间。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包括言官,但由此可以推算出,言官的贪腐比例也基本如此,其堕落程度可想而知。

  明代中后期言官集体堕落,无疑是体制性问题,通俗地说,便是各种权力都没有关进笼子里。首先是皇权,皇帝听话时受约束,不听话时则会惩罚言官。另外,因为皇帝的昏庸而导致宦官专权。宦官专权甚至僭越皇权,必然打击言官,这对言官来说也是致命的。在整个腐败生态链上,言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,根本无法出淤泥而不染。何况,后期的言官权力也跑出了笼子,那便是更不可控。

  没有追求的言官不算是真的纪检干部,但那些蒙冤而死的纪检干部或许会从心底发出声嘶力竭地呐喊:不依法治国真的会死啊!

  (本文选自《南都周刊》第838期,作者:陈事美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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